在紙媒衰落的當下，曾經綻放的本地音樂雜誌，幾乎銷聲匿跡。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投稿、當過音樂雜誌總編輯、不諱言是本地中文歌樂評第一人的馮禮慈，見證音樂雜誌的滄海桑田。而今天的他，居然不願發表評論了，卻無關乎發表空間有限無限，「你沒了一個見解，就有了十個見解。」很玄妙吧？

投稿時代

一切，從馮禮慈唸中學的七十年代說起。年少的他，曾向郭達年學結他，接著便為後者辦的《結他雜誌》撰稿兩年，寫的以英文歌為主，後來才知道，郭達年就讀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弟弟郭達俊，跟攻讀地理的馮禮慈是同屆校友，這是後話。

七十年代，正值香港流行曲躍起時，本地音樂雜誌也約從那個時候開始，「然而八十年代之前的音樂雜誌，幾乎都不講中文歌，大概因為文化現象剛剛出現，評論人、分析者需要時間消化。」1975 年創刊的《音樂一週》便是好例子，「不僅只講外國音樂，而且更是冷門音樂，在那個年代是很前衛的，令我受到頗大影響。」不過，比起本地音樂雜誌，他較受外國音樂雜誌影響，又提到台灣音樂學者韓國鐄的《自西徂東》對自己的重要性，「為我寫樂評開出一條路，及後一寫便幾十年。」

馮禮慈在學生年代，也曾投稿予《年青人周報》，雖然該刊非純音樂定位，而是跟《現代青年人週報》同為綜合文化刊物，「但幾乎所有寫和看音樂文章的人都會讀，也是許多人入行的途徑。」他又提到，這些七十年代的文化、音樂雜誌，都以三張紙的周報形式出刊，為時代特色。

華麗轉身

他因地理科成績較理想而報讀中大地理系，但文青的他，對音樂、電影、繪畫、新詩、散文等更感興趣，認識的都是郭達俊、潘源良、李志超、黃碧雲這些後來各領風騷的校內文化人，「個個搞電影會、劇社、詩社。」　

他畢業後當然沒有留守本科，華麗轉身，投奔文藝創意懷抱，曾短暫做過亞洲藝術節助理編輯、麗的電視編劇，八十年代初，他獲介紹給岑建勳，得以加入《號外》集團旗下的《國際城市》周刊，待了逾一年，直至停刊，「我負責文化版面，既要約稿，也每期都寫幾篇文章，每晚十點還沒下班，但很有滿足感。」

影評、樂評、詩評，他統統都寫過足癮，又一併把樂評交到《號外》，而他的樂評題材可謂包羅萬有，除了當時主導本地樂評世界的英文歌，還有中樂、中文歌，「我是第一個在香港寫中文歌樂評的人！」但他補充，香港早於七十年代已有詞評人出現，他叫周慕瑜，曾在《成報》撰文，但只評歌詞不評歌曲，後來不寫了，「編輯想找人繼續寫，然後找到初出茅蘆的黃志華，他甚至一度繼承了『周慕瑜』這個筆名。」

他印象中自己最早期寫的樂評，包括台灣歌手蔡琴、齊豫、李建復等專輯，香港則是葉德嫻等唱片，他不諱言，當年台灣校園民歌激起浪潮，比較之下，他對較公式化而大量生產的香港流行曲不算欣賞。不過，他強調選甚麼唱片來寫，應該是因為個人思維、視野的調節，而不是某個地方的音樂氣氛，令你覺得值得去評或不值一評，「否則就不太妥當。」

當上老總

有了《國際城市》這個固定而寬敞的「地盤」，他開始了大量書寫中文歌樂評的日子，因為定位鮮明，不久《明報周刊》、《香港周刊》、《清新周刊》等流行刊物，也來約稿，邀他交上中文歌樂評，「為甚麼當時沒有人寫中文歌樂評？我都不知道，只是我有在寫，也幾乎是唯一一個。」於是報館雜誌陸續向他招手，最高峰時期，他同時為十多份刊物撰樂評，寫到沒日沒夜，「曾經一天交七、八篇外稿！」他說，有幾年時間，理論上只靠寫樂評也足以維生，「當然要看你的生活要求啦。」

在馮禮慈的樂評人生涯裡，以先後擔當《Top 純音樂》（下稱《Top》）及《Quotables 豁達音樂誌向》（下稱《Quotables》）兩份音樂雜誌總編輯的經歷，最為人津津樂道，他也坦言得到很大程度的滿足感。《Top》的「大度」尺寸、獨特版面設計、涉獵中外不同類型音樂等鮮銳風格，實在難得一見，「不只樂迷，喜歡設計的讀者都愛看。當時很多人都覺得勁。」談到出版緣起，馮禮慈當時任職《Top》集團的刊物，跟老闆商議一番，後者拍板開辦一份音樂雜誌，由他主理，一辦約兩年。他覺得《Top》算得上創新，就連外國都沒有一份音樂雜誌長這樣，「最有滿足感的地方，是表達到不只聽一種音樂，還有聽音樂也可以很時尚、很生活品味的訊息。」

至於 1994 年創刊的《Quotables》，則是商業電台節目《豁達音樂天空》計畫一部分，以推動外國音樂為宗旨，除了電台節目、雜誌，還有演出，該刊歷經了 25 期後結束，「《Quotables》主要討論外國音樂，並以流行樂、搖滾為主調，沒甚爵士樂、古典音樂。」他笑說該雜誌另一爆點，是夏永康的出彩設計，譬如在版排上不時直橫交替，現在翻揭仍不過時。

自我修行

也不能只看好光景。他當然試過丟了工作，也曾碰上雜誌停刊、專欄喊停的時候。紙媒經營從來不易，辦公室、印刷費、人工，樣樣成本不菲，音樂雜誌未必迎合大眾口味，更難生存，馮禮慈憶述，當互聯網開始興起，聽歌模式起了轉變而又未有串流音樂平台，碰上香港樂壇大幅萎縮的混沌年代，音樂雜誌自然而然被市場淘汰。回望往昔，音樂雜誌有沒有曾經風光？他苦笑起來，說很難界定，「袁智聰的《MCB》（《音樂殖民地》）辦了十年，黃啟聰的《Headlines》更是出版至今，當然是一種成就，但在香港是否很多人認識？又好像不是。較認真討論音樂的雜誌，似乎未曾普及過。」

然而，他始終認為樂評是有需要的，儘管這個年代，長文不輕易受歡迎，「樂迷聽了某張專輯後，仍然想知道別人的看法。」說穿了，人都想得到共鳴，「想看到寫出他心中所想的評論，而那則樂評，又或多或少提供到他不知道的知識、資訊。」何謂一篇好的樂評？他覺得資料正確是最基本的，倘若資料正確，「觀點角度，理論上沒對錯之分。」他又指出，如果能夠幫到樂壇以至社會，便是一篇好樂評。「另外，在出版前，先想一想，文章的觀點、寫法、用字，會否對被評論的當事人或其他人造成傷害？你當然不能百分百肯定，文章出版後會帶來甚麼影響，但只要你書寫時有這種思考，有這個出發點，寫法就會很不一樣。這是自我要求。」

最不可思議的是，筆下無數樂評、推介無數音樂的他，現在已不太想發表自己的看法了，「不想影響別人。」甚至不想對許多事情有看法，「當你有了一個看法，就只得一個看法，接受不了其他看法；如果你一個看法都沒有，就有了十個、二十個、一百個看法。」這是練習，這是修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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