紀錄片《水底行走的人》最有趣的地方，是導演陳安琪與她拍攝的對象——黃仁逵（人稱「阿鬼」）之間的「爭執」，而這些爭執的片段，更成為了作品的骨幹，成為了敘事的形式。阿鬼認為，所有人拍紀錄片都是為了尋找自己，是關於導演多於其拍攝對象，而且會有很多預設的立場。陳安琪並不認同，她說，如果真是這樣的話，作品最終只會是爛片一齣。 與其說《水底行走的人》是一部關於黃仁逵的紀錄片，倒不如說是關於創作。黃仁逵玩世不恭的態度背後，其實是不斷作出質疑，以反抗的方式讓人（導演和觀眾）思考紀錄片的本質。
紀錄片《水底行走的人》最有趣的地方，是導演陳安琪與她拍攝的對象——黃仁逵（人稱「阿鬼」）之間的「爭執」，而這些爭執的片段，更成為了作品的骨幹，成為了敘事的形式。阿鬼認為，所有人拍紀錄片都是為了尋找自己，是關於導演多於其拍攝對象，而且會有很多預設的立場。陳安琪並不認同，她說，如果真是這樣的話，作品最終只會是爛片一齣。
與其說《水底行走的人》是一部關於黃仁逵的紀錄片，倒不如說是關於創作。黃仁逵玩世不恭的態度背後，其實是不斷作出質疑，以反抗的方式讓人（導演和觀眾）思考紀錄片的本質。
「你為甚麼要拍？」是片中黃仁逵問導演的問題。
陳安琪本來是想到法國拍高行健的，還打算邀請黃仁逵同行，那時候二人剛為《三生三世聶華苓》剪輯了一條預告片，合作過程很愉快，還約定下次要「一齊再玩」。後來陳安琪做了一點資料搜集，覺得高行健這個人沒有她想像中那麼有趣，如果不能跟隨他拍攝一段較長的日子，只會是大家見慣見熟的東西，容易流於平淡，於是這個預埋阿鬼「一齊再玩」的計劃便擱置了。
過了一兩個月，她忽然想到，拍阿鬼也是一個好主意，「身邊有這個人物，怎麼不拍他？」在《水底行走的人》裡，她就曾表示，以阿鬼藝術上的才華，值得擁有一個比目前更高的位置。「這是當時一個很主觀的看法，覺得他在畫畫、藝術方面很出色，但除了圈子裡面，其他人，尤其是年輕人是不認識他的。為甚麼要拍他？因為這個人物、故事值得講，我想發掘更多他實際上是一個怎樣的人。我想和觀眾一起去發掘，就像剝洋蔥，外皮就是他精於這樣那樣，但我更想知道的是核心。」
拍攝之前，陳安琪跟朋友提起會拍黃仁逵，他們的反應都是：他讓你拍嗎？「原來他在圈子內、朋友眼中，都有一個既定的形象。」事實上，過程的確如他們所料，並不那麼順利，黃仁逵作為一個畫家，卻開出一個條件：不可以拍他畫畫。黃仁逵不想創作時有鏡頭對著他。
後來他才退一步，認為沒有人在旁邊也可以接受，於是陳安琪安排了一部 GoPro 讓他拍自己畫畫。然後因為翁維銓要了那幅畫，陳安琪和阿鬼便一起到他家中，喝酒談天，一喝就是十個小時，期間阿鬼向陳安琪表達紀錄片不應該有刻意的鋪排，並開始對提問以「我可以說，但不說」的方式回應，陳安琪否認自己有預設立場，酒酣耳熱之際，對於阿鬼的「指控」顯得有點激動。
「我是 frustrated，我十個鐘頭不停飲酒，所以那一場比較激動，但我們對對方沒有心存惡意，嗌完交第二日就無事，又繼續拍。」陳安琪說，既然他說有影響他的人，追問下去也是正常不過的事。
因為黃仁逵的「表面不合作」態度，令拍攝總是不似預期。問陳安琪最終成品和她原來的想像相差多遠時，她說不能比較，因為最初真的「無乜點諗」。「我沒有預設任何模式，我追隨一個人物，期間有甚麼呈現出來也好，之後我會在剪接的時候處理。我三部紀錄長片都是這樣做，沒有 structure，即使《三生三世聶華苓》是講一個歷史人物也沒有，到剪接時仍在想，應該哪個部分行先呢？都是在嘗試。」所以，陳安琪說，單是剪接起碼要花一年時間，像《水底行走的人》，兩部攝影機共拍下接近 300 小時的片段，便很花時間整理，「要將之 categorize，然後便會想，究竟這些片段，最終呈現了甚麼給我呢？中心在哪裡，自然便會出來。」可能觀眾也像黃仁逵一樣，覺得紀錄片有鋪排的成份，偏偏陳安琪就是黃仁逵口中「隨心」的那一個。
陳安琪認為，這種模式也有其獨特性。「那一年的拍攝，就呈現了很多我們之間的討論，那是很自然的，沒有預料到的。」所謂「唇槍舌劍」，不是刻意去表現出來的，而是當看到爭執是一條主線時，這個氣氛和狀態就成為了最重要的材料。「一直沒有想過這會成為一條主線，直至他表示不再參與，那時我才回頭，覺得這可以是整部紀錄片的結構，於是便去整理。」
黃仁逵不想再參與，他說因為不想當演員。「我是完全不同意的，我從來沒有把他當成是演員，老實說，我怎麼可能叫阿鬼去做某些事情呢？他自己那麼 aware 鏡頭，又對紀錄片的模式有自己一套想法，你不可能操縱一個這樣的人。」
黃仁逵說，拍紀錄片是導演為了尋找自己，陳安琪又是否認同？「我覺得他的意思是，紀錄片反映了導演所注重的題材，如果導演覺得不重要的話，就不會放進片裡了。如果是這樣理解的話，我是認同的。譬如很多朋友會問，為甚麼放六四進去，因為提到六四就會失去大陸 market，但我根本就沒有想到 market 這回事。」創作，最緊要好玩。「當你不是為了名或利時，如果覺得好辛苦，為甚麼還要去拍呢？」
黃仁逵對於紀錄片的模式有自己的一番見解，陳安琪又覺得紀錄片應該是怎樣的呢？「沒有『應該』的，這樣就變成了框框，尤其做創作，怎能有標籤？紀錄片如果由 Cinéma vérité ，或是 1922 年拍北極人生活的《Nanook of the North》講起，一路下來也有幾千上萬種形式，你可以說喜歡或不喜歡某種方式，但沒有對與不對。」那麼，又能不能有預設、有鋪排？「要看那是一部怎樣的紀錄片，譬如記事、歷史一類，我有些朋友甚至一開始就有完整劇本，這是他們 prefer 的處理方式。」
至於《水底行走的人》，陳安琪就選擇了隨心拍、認真地篩選的方式。「和一般創作一樣，會挑選幫到條片講故事，或澄清到一件事情的部分，同時留白也是需要的；跟整部電影的關係不是太強，或另一場戲已表達了同樣的觀點，就不要。」
陳安琪說，希望自己每一部作品都有點不同，《水底行走的人》就嘗試拍得像一個故事，於是片中出現的人物，都沒有正式介紹他們是誰。「沒有訪問、沒有受訪者，這是有別於傳統紀錄片的」，她說不擔心觀眾搞不清楚，「就算我跟你講清楚，你也未必知道他是誰，just a label，劇情片都不會講角色之間的關係啦，從對白、interaction 就會知道。」
於是黃仁逵兩個女兒從法國來港，陳安琪就去拍。黃仁逵要去畫廊、去玩音樂、去行街，她也跟著去拍。黃仁逵的 schedule 就是陳安琪拍攝本片的 schedule。當然，到黃仁逵說不想再參與時，影片就必須要結束了。如果你本來就很熟悉黃仁逵，不要奇怪何以導演沒有訪問他某些好友，因為導演本來就沒有邀請任何人當「受訪者」。
這種拍攝方式不禁讓我產生了一個疑問：真的可以「隨心」到這個地步嗎？導演在拍攝時不是該很清楚自己想要甚麼嗎？陳安琪的回答十分堅定：「我很清楚，我清楚如何對準這個人物，我只是比較 free，沒有限制自己一定要如何處理。創作有時是需要這種 freedom，容許更多可能性，否則便沒有進步。」
黃仁逵不再參與，除了成就了影片的結構，讓陳安琪想到以爭執作為骨幹之外，也反映了黃仁逵的個性。「他說不再參與，我當時是有點驚訝，但另一方面，其實這也是很黃仁逵的作風，他不喜歡就會離開。在這個層面而言，我覺得是 ok 的，這就是他，而你得接受。」
陳安琪與黃仁逵相識二十年，但卻發現自己對他的認識其實不太深。平時黃仁逵是沉默寡言的一個，但談起藝術、創作，他會滔滔不絕，片中你會從他口中聽到很多金句，譬如「創作的人不討論，討論的人不創作」等，都很有啟發性。
黃仁逵除了是一個畫畫的人、電影美術指導之外，也是一名樂手。他在 80 年代已經以樂手身份參與獨立音樂的製作，尤其擅長玩藍調，在《水底行走的人》裡，音樂也佔了很大的比重，是呈現他真實世界的重要一環。導演沒有直接問他關於音樂的東西，只是把鏡頭對著黃仁逵和他身邊一班友好玩音樂。
「他很多時候都會帶著結他或 banjo 在身，光坐著他反而會很不自然，但有樂器他就會玩。我覺得這是他一個很獨特的方式與人對話。他的大女也是這麼說，爸爸與外界對話就是透過音樂。這樣很黃仁逵。」陳安琪於是放了很多他玩音樂的片段到影片中，根本不用再找人做配樂了。片中大家可以看到黃仁逵與其他迷你噪音（香港草根民謠樂隊）成員的即興演奏，一起沉醉於音樂當中。「這很能反映他生活的環境，他和朋友會在某個角落玩音樂，我覺得放在影片中是很貼切的，也讓觀眾看到香港有這些人，一個波希米亞的世界。」
《水底行走的人》即將公映（7 月 5 日），之前在電影節和優先場的放映都口碑滿載，觀眾似乎都很喜歡看導演與黃仁逵所碰撞出來的戲劇衝突。有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黃仁逵是「隨心」抑或「刻意」。
訪問過後我問導演，黃仁逵有看這部電影嗎？「我有邀請他，但他說不去、不會看。」這大概也很黃仁逵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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