偶然或刻意、虛無或存在、輕盈或沉重、古典或新潮、生或死、喜或悲、善或惡、愚昧或聰慧⋯⋯在高安兄弟（Coen Brothers）看來，從不二分互斥，而是共同存在的矛盾。以為是絕望，卻突然有了生機；以為雨過天晴，轉眼就殺個龍捲風的措手不及；以為有因必有果，到頭來是擲銀定生死，殊不知飛來橫禍又正中報應。透過劇本、聲音、影像、演出、節奏等營造的反差與翻轉，往往將我們既定的預期顛覆，從正變反，再反上反，卻總不回到最初，而是繞路到了一個混合而不能肯定方向的境界。

隨機命定

其實一切盡在身兼導演與編劇的兩位兄弟掌控之內。他們設計緊密的劇情結構（包括每個轉折點）、清楚標明人物與環境關係的分鏡（其長年菲林攝影拍檔 Roger Deakins 曾在訪問點出高安兄弟的精準，比其他導演所需要的 raw footage 少得多）、透過構圖與場景 / 表演的調度達成調子上的平衡，全都計算精確。劇本表現的無常，實在是高度操縱角色處境下的必然。

高安兄弟從沒有否認至高者的存有，但又對其奧秘莫測有相當的疑惑與曖昧。祂為何要安排我遇上這件事？祂要透過這人 / 物告訴我甚麼？那種介乎於沒有邏輯與有跡可尋之間的摸索，絕對答案欠奉，不同人物於不同處境如何應對，決定了作品的走向。高安筆下 / 鏡頭下的角色，好比人類一出生，就被隨意拋擲到既定的限制，然後因應周圍環境，作出不同的選擇，發展出不同的道德。這「拋擲」卻像是擲骰子或抽紙牌般決定，由或然率主宰，而非任何理性的因果關係。他們的拍法不循寫實之路，卻能反映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情況下作出真實 / 真誠的回應，也就是《雪花高離奇命案》（Fargo）標榜的基於「真人真事」。 

所以高安兄弟電影常運用廣角鏡及深焦攝影，旨在捕捉人與地理空間怎樣互動、怎樣運用旁邊現成的工具 / 機關，到其臉龐表情細微至鼻孔的伸縮，都一覽無遺，不加工的「真實」呈現。像《離奇復仇事件》的 Mattie Ross（Haliee Steinfeld）回望每個死亡時的全景觀，透過每段路的見證而成長；《血迷宮》（Blood Simple）的吊扇及其轉動聲效，在幾場醞釀殺機的戲份透視角色的焦慮與緊張心理。《血迷宮》、《風雲再起時》（Miller’s Crossing）、《雪花高離奇命案》、《二百萬奪命奇案》（No Country for Old Men）以風景的定場鏡頭開展故事：德州的人煙罕至、明尼蘇達的嚴寒風雪等美國地景，烘托冷酷或熱情的人性抉擇。

首部長片《血迷宮》早有命運播弄的橋段，但將其拍攝手法的美學結合世界觀，則要數到《師奶殺手》之後的高峰。《師奶殺手》的重拍不算成功，卻讓高安兄弟開始試驗大刀闊斧的省略，強調蘊釀升溫的鋪墊前戲，到頂點時不花筆墨，直接跳過高潮戲，留下懸而未決的不確定性。

《二百萬奪命奇案》將此發揮到極致。先是平行剪接、兩邊同步推進張力，Anton（Javier Bardem）、Moss（Josh Brolin）和 Bell（Tommy Lee Jones）的交錯逐漸堆疊，理應在碰頭時來個大爆發，怎料交叉蒙太奇過後，最終底牌揭盅：乃同一空間卻不同時間，如同早前 Bell 與 Anton 分別來到 Moss 住所，看著電視反射自己的影像般，總是錯過彼此，愛情片常有這種浪漫把戲，放於驚慄追逐片中則變得驚心動魄復無奈。《CIA 光碟離奇失竊案》則反過來處理，將兩大明星演員的對決推前到中段，Chad（Brad Pitt）因 Harry（George Clooney）突然折返而碰個正著，以兩者的平行交錯的剪接，到其意外的匯聚而迸發。

在《非常戇男離奇失婚》裡，觀眾起初不明 Larry（Michael Stuhlbarg）與 Sy Ableman（Fred Melamed）駕車的畫面切換用意，後來才發現他們皆遇上車禍，一生一死，此次處理則倒反過來，乃同一時間、不同空間的剪接。再突顯箇中荒誕：還活著的不比亡者好過，死後被頌揚高舉，彷彿生前之惡不再相關；在生的卻要繼續承受苦難及人世的無解。最後一鏡，面對著天災突降，人們之前的恩怨情仇變得渺小，所有伏線未見終局，懸置於中間，可謂高安電影生涯至今，以影像結合文本去詮釋前述的「拋擲」理論，最有詩意的表現。

Roger Deakins 於《逃獄三王》將幾場關鍵的拯救 / 墮落戲份，切合《奧德賽》（Odyssey）的神話色彩，拍出靈與慾的超自然（受洗、被勾引 / 詛咒、洪水），卻被角色台詞及情節揭示，提供貼地並符合科學的解釋所中和，同時達致理性與神聖的兩種面向，既衝突又融和。到《非常戇男離奇失婚》借用「不確定性原理」的學術概念及「薛丁格的貓」的思想實驗，則更能合為一體，渾然天成。不速之客既可是好人，也可是野鬼；韓裔學生既承認也否認放下信封；「Mentaculus」既是宇宙可能性的地圖，也是亂畫一通；Larry 的遭遇既是上帝試探，也是連環巧合；既是因果循環，也是無關重要。

到頭來最大的危機可能是片首已出現、之後消失於主角關注的視線。Larry 一直想得到上蒼啟示，原來可能早在兒子耳朵接收的歌聲中——電影開頭的父子平行剪接場面，就是全片一直追尋的答案，首尾完美呼應。及後《知音夢裡行》（Inside Llewyn Davis）也以另一種說故事方式實踐，在結局重覆了一次開頭，以變奏的循環作為宿命般的結局。但其實就算他知道了，又有何意義呢？

戴帽「英雄」

所謂「the dude abides」，「receive with simplicity」，皆指向不需尋求複雜的答案，實踐崇高的使命，所以高安兄弟電影從來聚焦於普通人的義或惡，而不是歌頌英雄的犠牲。《知音夢裡行》主角是音樂工業中無數失敗者之一，而非萬中無一成為傳奇的 Bob Dylan；《大保齡離奇綁架》祝福平民 The Dude 而非片名所指的「Big Lebowski」，其看似散漫的情節，故意偏離於一般懸疑類型深入謎團的認真；《離奇復仇事件》對照舊電影版的選角（傳奇的 John Wayne 變成演過 The Dude 的 Jeff Bridges）也可見導演還原平凡、去英雄化的處理。

荷里活以俊朗魅力正氣作號召的明星，與高安兄弟合作都會一反形象，像 Tom Hanks 罕有演邪氣反派，還有哨牙的造型；George Clooney 則往往自作聰明；Brad Pitt 更能重演往昔未曾走紅時的戇傻，配合其健碩身型作反襯之效。演活凡人眾生的綠葉 John Turturro、Steve Buscemi、John Goodman、Josh Brolin 等更成為其慣用愛將。Michael Stuhlbarg 亦是因為演活《非常戇男離奇失婚》主角的平庸迷惘而一鳴驚人，逐漸受影壇及影迷賞識。

反而女角往往更有行動的勇氣與智慧，《離奇復仇事件》的 Mattie Ross 機警過人；《大保齡離奇綁架》的 Maude（Julianne Moore）也見不從屬男性的鮮明稜角。當然不得不提及高安兄弟一手發掘，後成為高安家庭一員，現貴為奧斯卡三屆影后的 Frances McDormand。《雪花高離奇命案》的女警探已成經典代表，在《血迷宮》與《CIA 光碟離奇失竊案》則由始至終看不清真相，卻能平安過渡，更有決心及能力達致其願。即使後者姿態相當笨拙，可謂犠牲「色相」的表演，甫登場就近鏡特寫著她的脂肪 / 體態，卻造就其演藝的第二春，以獨立堅強的中年婦女代言人身份，在近十年影視作品中獨步天下。

《二百萬奪命奇案》近乎百分百忠實改編自小說，卻有一個重大改動，就來自 Carla Jean（Kelly MacDonald）拒絕了 Anton 的擲幣邀請，高安兄弟將原著人物的脆弱改寫成意志堅定。承繼前述的省略作法，觀眾只看到 Anton 查看鞋子，從而猜測她的生死，但不論結果，至少 Carla Jean 不再被動地將命運訴諸他者。還有並不起眼的女接待員，面對 Anton 的質問，堅持沒有透露住客的資料，也就逃過擲銀幣的邀請，跟之前士多老闆胡亂交代營業時間，而成為 Anton 擲幣對象，又有另一重對比。

歸根究底，不同角色塑造的特色，所通向乃其有否其信奉的理念，並能堅守到尾。帽子作為西部牛仔的造型必須，與其信仰真理、伸張正義的道德責任攸關，也就成為高安兄弟的母題：《大保齡離奇綁架》的「上帝」就以這種樣式現身；《風雲再起時》開宗明義地以帽的遺下與拾獲，去表現忠誠／背叛的幾重變換。拉丁型男 Javier Bardem 在《二百萬奪命奇案》化身「冬菇頭」，對比傳統戴帽的警長，或較正常的殺手（Woody Harrelson）與退役軍人 Moss，更突出其不講倫理、全然邪惡的氣息，於是「帽」也同時作為舊觀念、舊價值的一種代表。

高安兄弟創作路上所繼承的「帽」，除了其猶太教成長背景的規條、弟弟修讀的哲學啟發上述的「隨機命定」之外，還有更多來自流行文化的影響（小說、電影、音樂）。明確改編文學的有《二百萬奪命奇案》；重拍名片的有《師奶殺手》；兩者兼具的有《離奇復仇事件》；靈感擷取自小說家 Raymond Chandler、Dashiell Hammett 的作品有《風雲再起時》及《大保齡離奇綁架》，後者很可能演化自小說《大眠》（The Big Sleep），沿襲私家偵探的設定並逆反成 The Dude 去回應。後來的《綠帽離奇勒索》（The Man Who Wasn’t There）亦是致敬黑色電影的作品。

古舊受到創新的衝撃，老靈魂將要消亡 / 失去的預兆，亦成了高安兄弟幾乎每部重要作品皆見的感慨。《大保齡離奇綁架》的猶太族群不知保齡文化將不復再，迎來虛無主義、女性主義等挑戰。《風雲再起時》所述的夢，一直追着自己的帽，直到《二百萬奪命奇案》警長憶起的夢，子隨父行，並遺失了他留下來的金錢，都在暗示從前意義漸失，後代無法追趕。延伸至《非常戇男離奇失婚》，兒子拿到金錢後，飄飄然渡過自己的成人禮。舊有的猶太教儀式，隨智慧老人的淡出，很可能到了下一代已無法再繼承，新的文化正在取代（流行樂的歌詞成為睿智訓誡）。《知音夢裡行》也在刻劃一個民謠時代的終結，一個偉大人物的興起將改變整個樂壇的風貌；《萬千星輝綁架案》向大片廠的史詩製作告別，在戲外也與菲林拍攝說再見，是高安兄弟最後一次起用 Roger Deakins 攝影。他們之後擁抱數碼拍攝及串流媒體，Bruno Delbonnel 掌鏡的《細說當年話西部》，從第一段陽光萬里到結尾的灰濛陰影，都在敘述死亡的終局。

有趣的是，高安兄弟近年所醉心的「死路」，恰巧與另一當代大師 Terrence Malick 創作「新生」可相輝映。《生命樹》（The Tree of Life）跟《非常戇男離奇失婚》都參照聖經的《約伯記》;《聖杯騎士》（Knight of Cups）、《歌夢人生》（Song to Song）與《萬千星輝綁架案》、《知音夢裡行》各以新舊影壇及樂壇為主舞台。高安兄弟偏向悼念傳統，頌唱福音曲與民謠；Malick 則在試驗新發現，古典樂與流行搖滾、電子、饒舌可共冶一爐。兩者之間則見 Woody Allen，既有宿命與自由意志的探問，拍攝卻自由隨心得如爵士樂一般。

有死就有生，有悲也能喜。《細說當年話西部》點題人物隨歡樂的口琴吹奏，得到翅膀飛升上天；《離奇復仇事件》以上一輩的死亡孕育下一代的成長，全片皆由 Carter Burwell 改編經典福音曲〈Leaning on Everlasting Arms〉所貫穿，以鋼琴的柔和，表達恩典的題旨。《非常戇男離奇失婚》以驚慄片的配樂延續夫婦未知刺中親人還是惡魂的恐懼時，忽爾轉換到 Jefferson Airplane 的〈Somebody to Love〉，由繁轉簡，將陰沉轉化為歡快向上的樂與怒。《CIA 光碟離奇失竊案》遍佈類型片的緊湊節拍，去掀動觀眾情緒，但其實沒有任何重大陰謀或重要證據，在 CIA 官員眼中乃一場鬧劇。真正牽涉大案的《二百萬奪命奇案》則相反，不用任何配樂，活用現場配置所帶來的危機感，突顯殺人凶器的威力。

這些巧妙的形式 / 內容高度錯置：同一場戲內，或場景之間的過渡；鏡頭停留耐一點去展現角色的有趣變化，又或來不及等待人物反應，快速剪接到或不相關或緊扣故事的下一場戲，箇中夾雜著不只一種並且相反的情緒，就是高安兄弟的簽署，也就是他們看待這世界、這世代的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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