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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專訪】《水底行走的人》導演陳安琪:拍攝時我沒有任何預設

2018年06月29日

紀錄片《水底行走的人》最有趣的地方,是導演陳安琪與她拍攝的對象——黃仁逵(人稱「阿鬼」)之間的「爭執」,而這些爭執的片段,更成為了作品的骨幹,成為了敘事的形式。阿鬼認為,所有人拍紀錄片都是為了尋找自己,是關於導演多於其拍攝對象,而且會有很多預設的立場。陳安琪並不認同,她說,如果真是這樣的話,作品最終只會是爛片一齣。

與其說《水底行走的人》是一部關於黃仁逵的紀錄片,倒不如說是關於創作。黃仁逵玩世不恭的態度背後,其實是不斷作出質疑,以反抗的方式讓人(導演和觀眾)思考紀錄片的本質。

與其說《水底行走的人》是一部關於黃仁逵的紀錄片,倒不如說是關於創作。黃仁逵玩世不恭的態度背後,其實是不斷作出質疑,以反抗的方式讓人(導演和觀眾)思考紀錄片的本質。

你為甚麼要拍?

「你為甚麼要拍?」是片中黃仁逵問導演的問題。

陳安琪本來是想到法國拍高行健的,還打算邀請黃仁逵同行,那時候二人剛為《三生三世聶華苓》剪輯了一條預告片,合作過程很愉快,還約定下次要「一齊再玩」。後來陳安琪做了一點資料搜集,覺得高行健這個人沒有她想像中那麼有趣,如果不能跟隨他拍攝一段較長的日子,只會是大家見慣見熟的東西,容易流於平淡,於是這個預埋阿鬼「一齊再玩」的計劃便擱置了。

過了一兩個月,她忽然想到,拍阿鬼也是一個好主意,「身邊有這個人物,怎麼不拍他?」在《水底行走的人》裡,她就曾表示,以阿鬼藝術上的才華,值得擁有一個比目前更高的位置。「這是當時一個很主觀的看法,覺得他在畫畫、藝術方面很出色,但除了圈子裡面,其他人,尤其是年輕人是不認識他的。為甚麼要拍他?因為這個人物、故事值得講,我想發掘更多他實際上是一個怎樣的人。我想和觀眾一起去發掘,就像剝洋蔥,外皮就是他精於這樣那樣,但我更想知道的是核心。」

拍攝之前,陳安琪跟朋友提起會拍黃仁逵,他們的反應都是:他讓你拍嗎?「原來他在圈子內、朋友眼中,都有一個既定的形象。」事實上,過程的確如他們所料,並不那麼順利,黃仁逵作為一個畫家,卻開出一個條件:不可以拍他畫畫。黃仁逵不想創作時有鏡頭對著他。

後來他才退一步,認為沒有人在旁邊也可以接受,於是陳安琪安排了一部 GoPro 讓他拍自己畫畫。然後因為翁維銓要了那幅畫,陳安琪和阿鬼便一起到他家中,喝酒談天,一喝就是十個小時,期間阿鬼向陳安琪表達紀錄片不應該有刻意的鋪排,並開始對提問以「我可以說,但不說」的方式回應,陳安琪否認自己有預設立場,酒酣耳熱之際,對於阿鬼的「指控」顯得有點激動。

「我是 frustrated,我十個鐘頭不停飲酒,所以那一場比較激動,但我們對對方沒有心存惡意,嗌完交第二日就無事,又繼續拍。」陳安琪說,既然他說有影響他的人,追問下去也是正常不過的事。

一切都是預設好的?

因為黃仁逵的「表面不合作」態度,令拍攝總是不似預期。問陳安琪最終成品和她原來的想像相差多遠時,她說不能比較,因為最初真的「無乜點諗」。「我沒有預設任何模式,我追隨一個人物,期間有甚麼呈現出來也好,之後我會在剪接的時候處理。我三部紀錄長片都是這樣做,沒有 structure,即使《三生三世聶華苓》是講一個歷史人物也沒有,到剪接時仍在想,應該哪個部分行先呢?都是在嘗試。」所以,陳安琪說,單是剪接起碼要花一年時間,像《水底行走的人》,兩部攝影機共拍下接近 300 小時的片段,便很花時間整理,「要將之 categorize,然後便會想,究竟這些片段,最終呈現了甚麼給我呢?中心在哪裡,自然便會出來。」可能觀眾也像黃仁逵一樣,覺得紀錄片有鋪排的成份,偏偏陳安琪就是黃仁逵口中「隨心」的那一個。

陳安琪認為,這種模式也有其獨特性。「那一年的拍攝,就呈現了很多我們之間的討論,那是很自然的,沒有預料到的。」所謂「唇槍舌劍」,不是刻意去表現出來的,而是當看到爭執是一條主線時,這個氣氛和狀態就成為了最重要的材料。「一直沒有想過這會成為一條主線,直至他表示不再參與,那時我才回頭,覺得這可以是整部紀錄片的結構,於是便去整理。」

黃仁逵不想再參與,他說因為不想當演員。「我是完全不同意的,我從來沒有把他當成是演員,老實說,我怎麼可能叫阿鬼去做某些事情呢?他自己那麼 aware 鏡頭,又對紀錄片的模式有自己一套想法,你不可能操縱一個這樣的人。」

與其說《水底行走的人》是一部關於黃仁逵的紀錄片,倒不如說是關於創作。黃仁逵玩世不恭的態度背後,其實是不斷作出質疑,以反抗的方式讓人(導演和觀眾)思考紀錄片的本質。

拍紀錄片是導演要尋找自己?

黃仁逵說,拍紀錄片是導演為了尋找自己,陳安琪又是否認同?「我覺得他的意思是,紀錄片反映了導演所注重的題材,如果導演覺得不重要的話,就不會放進片裡了。如果是這樣理解的話,我是認同的。譬如很多朋友會問,為甚麼放六四進去,因為提到六四就會失去大陸 market,但我根本就沒有想到 market 這回事。」創作,最緊要好玩。「當你不是為了名或利時,如果覺得好辛苦,為甚麼還要去拍呢?」

黃仁逵對於紀錄片的模式有自己的一番見解,陳安琪又覺得紀錄片應該是怎樣的呢?「沒有『應該』的,這樣就變成了框框,尤其做創作,怎能有標籤?紀錄片如果由 Cinéma vérité ,或是 1922 年拍北極人生活的《Nanook of the North》講起,一路下來也有幾千上萬種形式,你可以說喜歡或不喜歡某種方式,但沒有對與不對。」那麼,又能不能有預設、有鋪排?「要看那是一部怎樣的紀錄片,譬如記事、歷史一類,我有些朋友甚至一開始就有完整劇本,這是他們 prefer 的處理方式。」

至於《水底行走的人》,陳安琪就選擇了隨心拍、認真地篩選的方式。「和一般創作一樣,會挑選幫到條片講故事,或澄清到一件事情的部分,同時留白也是需要的;跟整部電影的關係不是太強,或另一場戲已表達了同樣的觀點,就不要。」

陳安琪說,希望自己每一部作品都有點不同,《水底行走的人》就嘗試拍得像一個故事,於是片中出現的人物,都沒有正式介紹他們是誰。「沒有訪問、沒有受訪者,這是有別於傳統紀錄片的」,她說不擔心觀眾搞不清楚,「就算我跟你講清楚,你也未必知道他是誰,just a label,劇情片都不會講角色之間的關係啦,從對白、interaction 就會知道。」

導演想要甚麼?

於是黃仁逵兩個女兒從法國來港,陳安琪就去拍。黃仁逵要去畫廊、去玩音樂、去行街,她也跟著去拍。黃仁逵的 schedule 就是陳安琪拍攝本片的 schedule。當然,到黃仁逵說不想再參與時,影片就必須要結束了。如果你本來就很熟悉黃仁逵,不要奇怪何以導演沒有訪問他某些好友,因為導演本來就沒有邀請任何人當「受訪者」。

這種拍攝方式不禁讓我產生了一個疑問:真的可以「隨心」到這個地步嗎?導演在拍攝時不是該很清楚自己想要甚麼嗎?陳安琪的回答十分堅定:「我很清楚,我清楚如何對準這個人物,我只是比較 free,沒有限制自己一定要如何處理。創作有時是需要這種 freedom,容許更多可能性,否則便沒有進步。」

黃仁逵不再參與,除了成就了影片的結構,讓陳安琪想到以爭執作為骨幹之外,也反映了黃仁逵的個性。「他說不再參與,我當時是有點驚訝,但另一方面,其實這也是很黃仁逵的作風,他不喜歡就會離開。在這個層面而言,我覺得是 ok 的,這就是他,而你得接受。」

與其說《水底行走的人》是一部關於黃仁逵的紀錄片,倒不如說是關於創作。黃仁逵玩世不恭的態度背後,其實是不斷作出質疑,以反抗的方式讓人(導演和觀眾)思考紀錄片的本質。
導演陳安琪(左)與黃仁逵(右)的討論與爭執,成為了《水底行走的人》最具趣味的地方。
與其說《水底行走的人》是一部關於黃仁逵的紀錄片,倒不如說是關於創作。黃仁逵玩世不恭的態度背後,其實是不斷作出質疑,以反抗的方式讓人(導演和觀眾)思考紀錄片的本質。
導演放了很多黃仁逵玩音樂的片段到影片當中。

如何呈現黃仁逵的真實世界?

陳安琪與黃仁逵相識二十年,但卻發現自己對他的認識其實不太深。平時黃仁逵是沉默寡言的一個,但談起藝術、創作,他會滔滔不絕,片中你會從他口中聽到很多金句,譬如「創作的人不討論,討論的人不創作」等,都很有啟發性。

黃仁逵除了是一個畫畫的人、電影美術指導之外,也是一名樂手。他在 80 年代已經以樂手身份參與獨立音樂的製作,尤其擅長玩藍調,在《水底行走的人》裡,音樂也佔了很大的比重,是呈現他真實世界的重要一環。導演沒有直接問他關於音樂的東西,只是把鏡頭對著黃仁逵和他身邊一班友好玩音樂。

「他很多時候都會帶著結他或 banjo 在身,光坐著他反而會很不自然,但有樂器他就會玩。我覺得這是他一個很獨特的方式與人對話。他的大女也是這麼說,爸爸與外界對話就是透過音樂。這樣很黃仁逵。」陳安琪於是放了很多他玩音樂的片段到影片中,根本不用再找人做配樂了。片中大家可以看到黃仁逵與其他迷你噪音(香港草根民謠樂隊)成員的即興演奏,一起沉醉於音樂當中。「這很能反映他生活的環境,他和朋友會在某個角落玩音樂,我覺得放在影片中是很貼切的,也讓觀眾看到香港有這些人,一個波希米亞的世界。」

與其說《水底行走的人》是一部關於黃仁逵的紀錄片,倒不如說是關於創作。黃仁逵玩世不恭的態度背後,其實是不斷作出質疑,以反抗的方式讓人(導演和觀眾)思考紀錄片的本質。

《水底行走的人》即將公映(7 月 5 日),之前在電影節和優先場的放映都口碑滿載,觀眾似乎都很喜歡看導演與黃仁逵所碰撞出來的戲劇衝突。有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黃仁逵是「隨心」抑或「刻意」。

訪問過後我問導演,黃仁逵有看這部電影嗎?「我有邀請他,但他說不去、不會看。」這大概也很黃仁逵吧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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